中国式现代化的关键在于科技现代化，科技现代化的关键在于科技创新主体和能力现代化，积极培育发展新质生产力的目标在于以科技创新引领产业创新。当前，我国正处于建设世界科技强国，以创新引领加快发展新质生产力的关键时期。如何加快形成与新质生产力相适应的新型生产关系，培育壮大科技领军企业配资炒股中，激活和推动国家实验室、高水平研究型大学、国家科研机构等各类战略科技力量体系化高效协同，打造引领新质生产力的国家科技先导能力，已成为科技领域战略性、方向性、全局性的重大问题。

　　面对国内外复杂新形势新挑战，加快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扎实推进高质量发展，需要加快国家发展从传统的后发追赶、创新驱动，向超越追赶、创新引领的战略思维转型。聚焦战略必争、体系必备、发展必需、安全必要的重大需求，加快培育壮大科技领军企业，发挥好科技领军企业市场需求、集成创新、组织平台的优势，培育企业主导型高能级创新联合体，集成和激活国家战略科技力量，有效整合“有为政府”“有效市场”和“有容社会”，打造国家科技先导能力，加快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为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推进新型工业化，培育和发展新质生产力提供战略先导支撑。

　　新形势新使命对

　　集成战略科技力量提出新要求

　　国际方面，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加速演进。一方面，地缘冲突引发全球产业链供应链断链阻链的风险逐渐加大。另一方面，发达国家科技领军企业近年来发展迅速，并在多个颠覆性技术领域实现持续突破，对全球人才和创新资源虹吸效应增大。

　　国内方面，我国科技强国建设正处在爬坡过坎的关键期，科技创新对产业创新的支撑引领能力亟待进一步加强。虽然我国国家战略科技力量发展迅速，成效显著，但战略科技力量的各自定位与布局结构有待优化，并且存在多元战略科技力量主体间松散耦合、协同低效、利益争夺、重复研究、成果难转化、收益分配激励不相容等痛点难点，导致创新链和产业链融合不足。尤其是科技领军企业整体创新能力、集群数量和规模同发达国家的差距仍然明显，科技领军企业在国家战略科技力量中的主体性地位和主导性作用发挥不足。

　　同时，制约科技力量发挥作用的卡点堵点仍然存在，创新链、产业链、资金链、人才链“四链”融合的生态不够理想，战略科技力量引领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和新质生产力的成效亟待提升。

　　打造引领新质生产力的科技先导能力

　　建设世界科技强国，加快培育发展新质生产力，需要强化党和国家对重大科技创新的集中统一领导，推动跨部门协同，采取有力有效措施，优化布局战略科技力量体系，增强六大能力，全面提升国家创新体系整体效能，打造国家科技先导能力，形成支撑和引领发展新质生产力。

　　第一，明确使命定位，强化科技领军企业牵头主导能力。应尽快研制科技领军企业培育和评价指南与实施细则。加快国资央企新建重组步伐，培育现代新国企，打造科技领军企业主力军；进一步重视民营企业参与重大创新，支持科技领军民营企业牵头承担国家重大战略性科学任务、科技工程和重大专项。全面推广“链长制”，支持产业链长企业深度参与国家实验室等重大科技创新平台建设，强化重大科技攻关需要的使命驱动型大兵团作战能力，在大兵团作战中培育科技领军企业。

　　强化科技领军企业在国家创新体系中的主导性作用。支持科技领军企业发挥“出题人”“答题人”“阅卷人”和重大创新场景建设者作用，推进自主创新、开放创新、集成创新一体布局。牵引发挥国家实验室前沿引领作用、国家科研机构建制化组织和原始创新策源地作用、高水平研究型大学基础研究与人才培养主力军和重大科技突破的主力军作用，联合打造高能级创新联合体，推进国家战略科技力量体系化建设。

　　聚焦集成电路、工业母机、新能源汽车、高端医疗装备等“大国重器”，人工智能、工业机器人、量子计算等“强国智器”和未来网络、生物制造、深海深地深空开发等“先导利器”领域，支持科技领军企业牵头打造任务型、体系化的创新联合体，为有组织创新攻关提供稳定持续的平台和资源保障。加大科技领军企业同其他战略科技力量联合发起基础研究基金、参与国家重大科技决策的支持力度，将高校院所参与科技领军企业牵头的攻关项目纳入国家项目范畴。探索建立场景驱动、企业主导的新型科技成果转化体系，形成有利于原创成果不断涌现、科技成果有效转化的“创新飞轮”。

　　第二，强化科产融合，增强央地协同、错位联创能力。坚持“全国一盘棋”的原则，避免“大干快上”式重复无序建设，坚持央地协同、部门、区域协同，优化国家实验室等战略科技力量区域分工体系，与现代化产业体系结构耦合。由中央牵头，相关部委协同，研究制定促进战略科技力量和战略性创新资源跨区域流动与合理配置的指导意见，推动跨区域跨领域战略科技力量围绕国家重大任务和场景化需求快速对接、高效联创。建设能够支撑高能级创新联合体运行的国际科技创新中心、综合性国家科学中心和区域科技创新中心，“硬件”和“软件”融合推进，多维度强化区域创新生态。

　　第三，坚持人才引领，增强战略科学家和战略企业家“双核”引领能力。在关键产业技术领域识别、选调、培养一批战略科学家，长期稳定支持其牵头开展原始性科学创新、关键共性技术研发、基础科学探索等重大科技工程，发挥其对科技攻关体系的核心引领功能；加快培育和选拔一批胸怀“国之大者”、具有战略眼光、全球视野、科技素质、能力卓著的战略企业家，在国家奖励、卓越工程师等国家荣誉中加大对战略企业家的激励力度，授权支持其牵头推进现代企业制度创新探索，以治理体系现代化加快打造科技领军企业。综合运用“揭榜挂帅”“包干制”和研发经费“负面清单”等多元制度创新，营造敢担当、讲能力、容失败的创新氛围；破除年龄限制，以风险投资思维，支持青年人才在颠覆性技术、前沿技术创新、产业化应用和公司内部创新创业项目中挑大梁、担重任，使战略性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方向涌现出一批具有国际视野、未来眼光、复合能力的青年人才。

　　第四，把握范式变革机遇，增强国家基础研究支撑能力。把握场景驱动创新、科学智能、智能化科研等范式变革机遇，由相关部委牵头，支持国家科研机构和高水平研究型大学联合科技领军企业，基于大科学装置和人工智能大模型等新型基础设施打造高能级创新平台，引聚战略科技人才，以战略科技任务、重大科研项目、大科学基础设施、大科学工程和大颗粒科研项目牵引大团队协同攻关，形成战略科学家和战略型企业家涌现、成长与“双核”引领的良性生态。瞄准未来技术和产业发展趋势场景，超前布局未来产业科技创新基础设施和国家数据基础设施，与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综合性国家科学中心等科技创新中心深度融合，形成国家战略性基础设施体系，打造国家科技创新公地，持续输出更多产业创新公共品，支撑未来产业培育和新质生产力打造。

　　第五，加强有组织创新，提升使命牵引下的动态能力。由相关部委联合制定出台国家战略科技力量深化有组织创新相关指导意见。加快推进重大科技创新组织从低水平重复、低端过剩、高端不足的追赶模式向使命驱动、大平台、跨领域和有组织创新的引领模式转型，更加重视面向强国使命场景、产业共性需求的有组织科技攻关。

　　继续鼓励和支持问题导向型“小而美”的自由探索和并行路线的探索，警惕同质化、一窝蜂地投入同一领域或尝试同一技术路径而带来的资源虹吸和体系失灵、制度失灵等风险。以场景驱动自上而下的有组织科研和自下而上分布式协同的动态适配能力，以快决策实现快创新，加快前沿性颠覆性技术创新和产业化。

　　第六，强化未来导向，加快培育国家科技先导能力。长期以来我国的科技创新主要遵循后发追赶路径，极易陷入“追赶-落后”“再追赶-再落后”的“追赶陷阱”。对此，需加快战略思维从传统的后发追赶、创新驱动向超越追赶、创新引领转型。以先导基础能力建设为锚定，优化战略科技力量体系布局；建设科技先导能力建设研究院，研判筛选科技先导重点方向、重点领域；超前布局先导能力建设重大战略工程、科技先导平台和人才体系，加快打造国家科技先导能力，引领发展新质生产力和实现国家现代化。

　　在能力体系培育基础上，要更加重视场景驱动，增强国家科技先导能力向国家科技先导优势转化、重大科技成果向新质生产力转化成效。推进新型工业化先导示范区建设，引导支持国资央企和龙头企业开放产业链场景，发挥场景驱动创新优势，吸引多元主体和资本参与共建产业创新平台。对尚未出现主导路线和企业的未来产业，建议由政府牵头、企业主导、多主体参与，联合打造类脑智能、量子信息、下一代网络、深海空天开发、氢能储能等未来场景驱动的新型研发机构或创新联合体。依托场景驱动的高能级创新联合体有效破解当前我国重大科技场景系统设计不足、场景机会开放程度不高、场景创新生态不完善等问题。以灵活机制、良好生态赋能创新涌现，开辟新领域新赛道，培育新质生产力和未来发展新优势。

　　(作者：尹西明系北京理工大学管理学院特别副研究员;陈劲系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讲席教授;吴善超系中国科协办公厅副主任、一级巡视员配资炒股中，研究员；穆荣平系中国科学院大学公管学院教授)